贵港股息预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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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和外资负面清单机制的推进，各地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制度（QFLP）试点改革也在加速落地，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的重要形态，其税收征管问题成为股权投资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如何确定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的纳税义务是困扰税务机关和业界的最大难点。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在境内是否构成机构、场所？假设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在境内不构成机构、场所，其从境内取得的各类收益应该如何纳税？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对有限合伙企业税收政策现状进行梳理，并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税收协定等现有法律框架开展分析，尝试对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税务处理问题提出参考意见。
从图1中的控股和运营架构可以看出，股权投资合伙制基金由境内外有限合伙人出资，由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负责日常管理，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投资活动，从被投资企业中取得股息、股权转让等收益，扣除掉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后，定期向投资人分配收益。
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LP）主要承担出资义务，不参与股权投资基金的日常管理及投资决策。LP从股权投资基金取得的收入主要包括持有环节取得的“分红”和退出环节取得的“转让所得”。
境内基金管理公司是股权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GP），负责股权投资基金的日常运营，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收入类型为管理费。
现行政策框架下，非居民有限合伙人的税收处理规则仍处于模糊地带。实践中，对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的税务处理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认定其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对合伙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中归属于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的部分，适用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合伙企业实际向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支付款项时，不再征收企业所得税。二是认为其在我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对其从境内合伙企业取得的各类收益，统一适用10％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观点回避了对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取得的所得按何种所得类型征税的问题。三是比照个人所得税征税规则，根据合伙企业取得所得的类型，对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采取不同的税收处理方式。如对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为销售货物、提供劳务等积极所得的，适用第一类意见处理模式；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则适用10％的预提所得税税率。
如果认为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在境内未构成机构、场所，则需要界定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取得所得的类型和纳税规则。以QFLP企业为例，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从合伙制基金取得的收入可以相应划分为持有环节的“分红”和退出环节的“转让所得”。对于上述两类所得纳税规则的确定，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持有境内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属于权益性投资资产，因此，对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持有合伙企业期间取得的“分红”，不应区分收入来源，而应作为一个整体按照权益性投资收益征税，对其退出环节取得的“转让所得”则应按照转让权益性投资资产征税。
上述观点的分析逻辑是，目前《企业所得税法》并未对权益性投资有明确定义，权益性资产一般语境下用于与债权性投资相区分，通常是指为获取其他企业的权益或净资产所进行的投资，从字面含义上看，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是符合权益性投资特征的。朱少平认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包括企业因对外进行权益性投资而从被投资方取得的股息、红利和其他利润分配收入。由此可将有限合伙人持有环节取得的分红视为“其他利润分配收入”，进而推导得出，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属于权益性投资资产的一种。这种看法在现有税收法律框架下并无不妥，非税收领域也有类似规定，如国有权益登记的范围就包括了对有限合伙企业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对境内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应按照“先分后税”原则归属于合伙人，合伙企业向合伙人进行分配并未改变其取得所得的性质和类型，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在持有环节取得的“分红”，应该进行拆分并根据收入原始来源分别适用相关纳税规则。举例而言，某QFLP当年取得股息、转让股权所得和其他所得各100万元，在不考虑基金管理费的情况下，向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支付300万元“分红”，那么应分别就股息和转让股权所得按照股息所得和转让财产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对于其他所得，则可能因为无法界定是否来源于境内，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二种观点在合伙企业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均为消极所得的情况下，具有一定可行性，但如果合伙企业收入来源较为多样，或者合伙企业下设的投资架构较为复杂，如合伙企业A中间通过多层合伙企业再转为股权投资的情况下，由于难以准确还原收入来源性质，可能会面临较大的税收流失风险，而且要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逐笔提供资料证明收入来源，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和税收遵从成本，与目前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有所背离。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不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视为权益性投资资产，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非居民企业转让合伙企业份额时，可能无须就该笔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企业所得税税基，变相鼓励企业滥用合伙企业组织形式，可能引发对整体税收征管秩序造成冲击。
对于转让环节取得的“转让所得”，税收协定财产收益条款有明确的规定，在此不予赘述。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持有环节取得的“分红”，在适用税收协定时可能存在以下两点分歧：
（2）支付主体的限制。《OECD协定范本》第10条第2款规定，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企业的一方征税，在税收协定语境下，“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从这一点看，对于合伙企业支付给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的“分红”，显然无法适用税收协定股息条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居民企业有限合伙人主张适用税收协定营业利润条款，则可能面临较大的税收流失风险。
相较于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合伙人构成常设机构，更多的国家采取直接对合伙人制定征税标准的简易方式。如瑞士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合伙人从瑞士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征收12％到24％的公司利润税，同时按照合伙份额的账面价值加征0。001％到0。525％的产权税。新加坡税法规定，对非居民企业合伙人从新加坡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征收税率为17％的公司税。澳大利亚则规定，对部分有限合伙企业视同公司征税，对其向非居民企业合伙人的分配，参照股息征收税率为30％的预提所得税。
（三）抓好改革工作落实。各省级财政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抓紧制定本地区改革实施方案，做好改革政策的工作培训和宣传解读，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密切跟踪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进展，总结评估试点情况，调整完善政策举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及时向财政部会计司反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调整优化业务流程，修订完善工作规则和服务指南，确保改革措施全面落实、企业和群众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关于第6项，对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需提供的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实行告知承诺制，主要考虑是，进一步提高外资服务水平，纳税人作出承诺的，无需事前提交证明材料，税务机关通过与市场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等方式，对企业股权变更情况进行事后核查。